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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30重视族谱档案的研究价值与收集工作

来源:华夏谱志联盟 作者:许华安

    一、族谱档案的主要内容。

 

    1、族谱档案的历史演变。

 

    族谱是宗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文献汇编。

 

    族谱的内容随宗族组织的发展而变化。原始社会,宗族组织表现为氏族,若干血缘关系密切的氏族组成部落,再由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由推举产生。组织内部用不成文习惯法管理。

 

    西周为典型的宗法社会。整个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族,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子。大宗之下分为若干等次的小宗,诸侯、卿大夫为相应层次的执政者。宗子政权与族权高度统一,宗族组织为基本的关系和施政的着眼点。宗族组织内部以宗谱维系。

 

    西汉时,宗法制崩溃,宗族组织瓦解。

 

    从西汉中、后期始,出现宗法性豪强。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即以宗法豪强作为统治中坚。魏、晋、南、北朝,宗法豪强势力继续扩张,形成门阀世族。这种宗族以谱牒、婚姻阀阅作维系。

 

    隋、唐两代,随着科举制的实行,部曲、佃客被租佃制代替,宗法性豪强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宗族组织基本溃散。

 

    北宋初年,范仲淹在苏州创义田,“乃设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主要目的在“收族”。①欧阳修、苏洵修订族谱:“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斯谱牒互风,亲疏有伦。”则其目的在建立亲疏伦理秩序,以达到“敬宗”的目的。②范、欧为当时重臣,苏洵为文坛硕星,他们的实践对当世乃至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定下了封建社会晚期宗族组织的基本宗旨:尊祖、收族、敬宗。宋儒则从理论上论证宗族组织的原则性,并和封建统治结合起来。张载、程颐定宗子法:“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若宗子法立,则知尊祖重本,收宗族,厚风俗。”③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系统提出宗族组织的原则,如“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祖。”“初立祠堂,则计见田亩,每龛取其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宗子主之,以为祭用,如上世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④从此普遍出现影响到近代社会的新型宗族组织———以祠堂、族谱、族产为支柱,以“联宗收族”、“尊祖敬宗”为目的的宗族。称作平民宗族。

 

    西周的族谱主要载王室诸侯的宗法关系。魏晋南北朝的族谱主要载仕宦、婚姻。

 

    宋代以后的族谱是宗族组织生活的全面记载。

 

    本文所指族谱,主要指始于宋,盛于明清,影响至当代中国社会的族谱,亦称家谱、宗谱、世谱。

 

    2、族谱档案的主要内容。

 

    宗族组织以“尊祖敬宗,联宗收族”为号召,作为宗族活动忠实记载的族谱,主要内容包含“尊祖”、“敬宗”、“收族”3方面。

 

    (1)尊祖。祖宗的有关情况。家族的由来,得姓始祖的功业,立族始祖的创业过程,对本族有重大贡献,获得过功名祖宗的有关情况。这部分内容中,族谱的编修者力图证明先世祖宗创业的艰难和曾有的辉煌。

 

    (2)敬宗。a世系图,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从第一世始祖起,按辈份次序先后排列其中,是族谱中篇幅最多的部分;b五服图,近世祖宗的五服关系;c谱系本纪,宗族组织内个人基本情况,本人姓、名、字、号、辈、行、生卒年、月、日、寿数、科第、官职、葬地、儿、女、儿女妻、夫,妻、妾;d1派语,登载族人排行的言语。这部分内容主要用于誓证血统的纯正性,宗族的绵延性。

 

    (3)收族。这是家族与官府的一致目标,是族谱中份量最重的部分。

 

    a、从理论上证明宗族组织形式和尊祖敬宗的重要性。族谱中一般有“谱序”、“谱论”篇,节引先辈的言论以证明宗族组织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这些理论或节录宗族组织倡导者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的言论,或引述宗族组织理论集大或者张载、朱熹的观点,或选录皇帝的敕谕、先人的文章。

 

    b、从祭祖形式上体现“尊祖敬宗”的严肃性以摄取族人之心。祭祖的方式、有家祭、墓祭、祠祭、杂祭4类。祭祀的时间、祭祀的仪式、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辅之以香火绕燎的肃穆的环境,使族人油然而生团结之心。

 

    c、从族产上保证家族组织的物质基础。族产包括田、土、义庄、义塾、山林、房屋、祠堂、坟墓,族谱对其购置经过,保存状况,变动情况,增殖方法均有详细的说明。购置、保存族产的目的一为接济贫穷,二为宗族祭祀等公共活动提供资金,三为宗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族谱档案的学术研究价值。

 

    族谱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其它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1、宗族族权及其与政权关系的研究价值。

 

    宗族组织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众,形成以族长为首的族权。族长的任职条件、任职期限、选定程序、族长的职责、族长的权力,宗族都有规定。与族长一起统治宗族的有名目繁多的管事人员,如大宗子、小宗子、宗长、宗孙、族长、房长、宗正、宗相、宗史、官保、宗干、董事、祠堂总理、知事等。此外,辈分高者、年龄长者、功名显者也处于宗族领导阶层。死去的祖先则是神权世界的家长。

 

    族权强调对政权的遵从,封建基层统治的两大基本职责有二,一曰刑名,二曰钱谷。宗族组织强调宗族组织成员和平相处,偶有争执,也应先经宗族机构处理,争取“讼不入官”。钱粮问题,也得到宗族高度重视,“完纳钱粮,成家首务,必须预为经划,依期完纳。如有恃顽施欠者,……决不轻纵,致累呈扰。”⑤封建统治者也充分注意到宗族在维持地方政权方面的重要作用。顺治康熙两朝均曾就宗族共同体颁布上谕,肯定宗族在基层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重要作用。⑥清政府深入基层地方统治的保长、里甲常常由宗族族长担任。研究宗族族权的资料大都集中于“族规”、“家法中”,“恩荣录”、“艺文”则是研究族权与政权关系的最好材料。

 

    2、经济史研究价值。

 

    族产是宗族存在的经济基础,族谱对族产的有关记载占相当篇幅。对祠田、坟田、义田、义庄,族祠、族塾、族市、坟茔、山林的数量、形成、经营、收支情况均有详细记载。记载族产形成过程的房契、地契可以研究土地交易关系和宗族间的对外关系。经营收支情况的记载则是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稀有资料。

 

    3、人口流徙、增长等问题研究价值。

 

    在家谱的《记事》、《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世居考》《先世考》以及一些《序》等部分中,记有人口的迁徙等情况。这对研究人口流徙的原因、时间、规模、流向以及政府的人口政策,都是可贵材料。近些年移居海外的华人掀起了寻根问祖的热潮,客家人拨出巨款,委托有关大学、科研院所寻找宗亲,国内有些单位与之相呼应,开展了多项工作。如上海图书馆还准备与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开展“网上家谱寻根”活动。⑦族谱中的《世系表》、《世派图》、《世系录》等部分,登录了族属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简历、婚配、子嗣等情况,对研究人口的增长、寿命、性别比例、文化、职业和婚姻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其它文献史籍所不及的。

 

    4、人物传记研究价值。

 

    族谱人物传记资料非常丰富,有行状、行实、事关、志略、寿文、贺序、墓志、祭文、年谱以及抄自史志的资料等。传记涉及的人物,既有名声显赫的重要历史人物、低级官员、名贤、处士等地方名流,更有那些里长、粮长、族长、落第秀才、地主、商贾等族贤。历史人物、地方名流的族传可以与官修史志相印证;族贤传记资料因事关某些地方和社会问题,亦多有研究价值,这类资料舍此更无他途可得,如福建莆田《九牧林氏家乘》有关于长寿老人的传记,林姓族居地乌石山为长寿之地,八九十岁高寿老人有10数位之多,颇有研究价值。

 

    近年来,学界利用族谱传记资料进行研究的颇多,如有人利用江阴徐氏族谱《梧滕徐氏宗谱》考证出正史不详的徐霞客生卒年月;记载彭德怀家世和他本人情况的《湘氏九溪彭氏续修族谱》更从某些方面反映彭德怀的成长道路。

 

    5、地方史志研究价值。

 

    族谱是地方文献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在方志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村镇、坊第、祠宇、碑记、艺文等类,也是谱书的基本内容,故修志时必须参照,或直接取材于族谱。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明确指出了族谱为修志资料来源之一,“家谱、图谍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⑧族谱还以其记载的具体、准确、可靠性强,成为地方史志考疑之依据。

 

    6、台湾问题研究价值。

 

    台湾地区征集、研究族谱的工作做得较细较早。自1974年起,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与台湾的谱学研究机构联合在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收集家谱的活动,截止到1985,共获得各种家谱10613种并已编成目录。台湾的族谱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已连续召开多年,祖国大陆学者也开始应邀出席。从台湾族谱记载看,台湾自古就有大量移民从内地移入,很早就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其习俗、族规、祠制、乡俗均与大陆一致。

 

    7、其它研究价值。

 

    此外,族谱在研究少数民族、边疆开发、中外关系、风土人情、科举教育、农业气象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价值。

 

    清代90%以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最权威的资料是族谱,从这个意义上说族谱的价值在某些方面比官廷档案、官家史书更为珍贵。

 

    三、族谱的收集保存状况。

 

    族谱在国内外的收集保存状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有以下特点:

 

    1、数量众多。原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曾合作编辑《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据此书编委会掌握的情况,国内现存族谱18589种。这些数字远远少于实际数,一方面,馆藏档案有很多未被统计进去,如上海图书馆20005月公布的数字即达11700种近10万册;另一方面民间处处可寻大量族谱。每卷册数从1册到百册不等,总册数相当惊人。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台湾地区有族谱10613,中国香港地区700多种。日本存1750,美国存1430,数量也很可观。

 

    2、收集保存地域分散。

 

    据前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编委会统计,族谱在国内除新疆、西藏、青海省()以外均有收藏。以北京和宗族组织曾经比较盛行的南方数省为多。北京地区有家谱4789,上海562,天津409,河北892,山西117,辽宁605,吉林918,黑龙江139,陕西33,甘肃32,宁夏8,山东270,江苏1682,浙江2930,安徽1005,江西100,福建482,河南225,湖北611,湖南1354,广东433,广西170,四川743,云南74,贵州6,总计18589种。国外的族谱主要收藏于日本、美国、英、法、意等国也时有所见。

 

    3、收集保存机构众多。

 

    国内已知的族谱分别保存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学科研院所资料室。尚有数量巨大的族谱藏于居民或收藏家手中。日本的中国族谱主要收藏于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美国的中国族谱主要藏于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⑨

 

    4、保存条件较差。

 

    由于经费的欠缺和人们对族谱价值认识的不足,族谱的保存条件普遍较差。除善本族谱和名家族谱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都未设专门场所保管族谱。笔者曾在江苏、江西、广东等地翻阅过一些族谱,这些族谱均按接收时的原样堆放,有些已经发生大面积虫蛀、霉变,由于没有编目录,利用起来非常困难。在广大农村,农民们出于尊祖敬宗的心态,非常重视族谱的保管,但由于保管条件和保管知识的欠缺,族谱的损毁程度非常严重。

 

    四、重视族谱的收集利用工作。

 

    1、思想上重视。族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宗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生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处可以得到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这些“史界瑰宝”大多没有得到妥善保管和利用,绝大多数族谱散落在民间,已收集的族谱也缺乏有效的整理利用措施,这些族谱如不尽快加以收集整理,将有可能日渐损毁湮没。我们对此应予足够的重视,在思想上认识收集族谱的紧迫性和利用族谱的重要性。

 

    2、扩大收集、保管主体。

 

    由什么单位负责收集保管档案,学术界和其它职能部门向无定规。以其性质看,族谱属于档案文献汇编,可由档案图书部门负责。以其学术价值看,可由研究所、大学进行收集研究。以其文物价值看,博物馆可参与收集、保管。以其民俗、历史价值看,方志办、民俗馆可参与收集。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曾成功合作对我国各地区收集的族谱进行调查,并编辑《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树立档案馆、图书馆、高等院校合作典范,鉴于我国族谱分散保存的特点,应增强这方面的合作,扩大保管主体。

 

    3、采用多种方式收集。

 

    收集族谱可以寄存、捐赠、购买3种方式并用。民间老百姓把族谱视作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秘不视人,但往往苦于不知如何长久保管,对于这些族谱,图书馆、档案馆可提供寄存服务。有些族谱有许多复本,或者残缺不全,对于这些族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可以劝其捐献一部分给国家或拨出经费购买。购买的经费可以采取国家拨款,可以争取海外捐助,也可通过开放利用收取一定费用贴补。

 

    4、整理与利用并举。

 

    对于已收集的族谱,应尽快进行鉴定、修补、编目工作。在鉴定、修补、编目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手段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全国乃至全世界族谱网络信息系统。有条件的单位,可择重要族谱编辑出版。扩大宣传,加速族谱的利用,使其更好地为史学、经济学、文学、民俗学、行政学等科研活动服务。加大与国外的合作交流力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资料:

    ①《范文正公集补篇》卷一,《续家谱序》。

 

    ②《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十四,《谱例》。

 

    ③《张子全书》卷四,《宗法》。

 

    ④邱 :《朱氏家礼》卷一,《通礼杂录》。⑤浙江山阴《吴氏族谱》卷三,《家法》。

 

    ⑥《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交谊典》卷二十七,《乡里部》。

 

    ⑦陆梅:《去尘埃,让家谱古为今用》,《文学报》2000518日。

 

    ⑧《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二·修志十议》,中华书局 19855月第1,843页。

 

    ⑨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作者:许华安,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科技·档案专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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