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的祖先来自何方？”“祖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在每个人的心中，总会有这样的疑问。
近年来，在雅安，一些家族的寻根问祖活动开始兴起，重修家谱空前活跃。这些家族开始了寻找，深入地了解亲族的起源、分支、迁徙及繁衍的历史。
他们的寻找所得，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变迁，折射出来的，还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某个地域某个年代的世情世貌，某个地名的由来……
寻根
寻找家族的归宿
“从小就想光宗耀祖，可活了80多岁，也就做了这么一件像模像样的事。”天全人高崇珉口中“像模像样的事”便是他花费40年续修了家谱。
1968年，成为批斗对象的高崇珉为了“发泄心中郁闷”兼“打发无聊的日子”，开始偷偷搜集资料，准备续编家谱。高崇珉续编的家谱是以他记忆中的先祖名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这些父亲教他记住的先祖名字实际上来源于被烧毁的家谱雕刻板。经历难以言说的困难，40年后的2008年7月，家谱完成。
高崇珉认为，“把自己放到家族的历史中去，在家谱上占有一个位置，这是一种荣耀，带给自己归宿感。”
正当高崇珉找到“归宿”时，雨城区姚桥镇的姚洪熙却将家族的“归宿”错误定在了湖北孝感，“湖广填四川嘛。”但当他也产生“我是谁”“我来自何方”的疑问，并去寻求答案时，他才找准了家族的历史。
“我的始太祖筱贰公，于明朝洪武25年，从苏州新阳奉旨分发，迁徙到雅安的……”姚洪熙翻看着一本编纂于晚清同治年间的家族宗谱，“距今已有600余年。曾被世人赞之曰：真望族也。”
现在雅安姚姓家族有5000人左右，主要居住在雨城区姚桥镇。2009年的清明节，姚氏家族在姚桥镇汉碑村内的姚氏陵园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姚氏子孙齐聚一堂，共祭祖先。
天全的高家和姚桥的姚家都是当地的望族之一，先祖有能力、有实力为子孙留下家谱这一遗产。这也为后人的寻根，找到了便利的途径。而对芦山85岁的陈绍琳老人来说，寻找祖先的足迹却颇为困难。
陈绍琳的这一支陈姓家族，落户芦山不过200年，到陈绍琳的孙辈也不过8代人，整个家族不过几十个人。贫困的先祖忙于生计、颠沛流离，对自身的来历趋于遗忘……
陈绍琳在1995年就开始着手研究家族历史了。15年来，进展并不大。如同很多续谱人希望完善家谱而东奔西走一样，陈绍琳也曾从顺着父辈口口相传的家族迁徙故事去大邑、都江堰等地寻找家族的线索，“但当年陈家大多是农民，没读过什么书，在生存才是首要问题时，谁也没有能力、没有资金来撰写家谱。口口相传的家族历史中，肯定很多信息就被遗忘了。”
“湖广填四川。”这是陈绍琳寻找得到的答案，“先祖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但同样能给家族以激励。这里有一个最底层家族的奋斗史。”
还有更多的人在寻找家族的根，由此一个姓氏、一个家族的历史娓娓道来。
记载
丰富的本土文化
家谱不仅让一个人、一个家族找到根源，也让本土文化的溯源有了依据。
姚氏五世祖姚经，做了一件迄今仍能为后人所敬仰的事情。据姚家家族宗谱记载，五世祖姚经，明贡生，家大业大，乐施好善，道路桥梁无不修理，复于孝廉桥广佛山下。两山对峙，仄险难行，公乃命匠凿石宽平，可通轿马，并在溪边山岩上镌出佛像百尊……
姚洪熙说，先祖镌刻佛像的位置位于现姚桥镇与北郊乡相交的山界上，如今存有几尊佛像；而镌刻在石岩上的佛像，因风雨的剥蚀，只有模糊的影子而已。
姚经镌塑佛像后，世人便将该地称之为佛儿岩，至今不改。而“姚桥”之名与姚氏家族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姚洪熙猜测，“姚桥”之名，始于清末民初。他说，从姚氏家族始太祖姚筱贰落户雅安开始，到姚氏家族在清晚期同治年间编纂最近一次家族宗谱，均言“孝廉桥”。而姚桥之名，在姚氏族人中已经喊了两三代。姚洪熙故此猜测“姚桥”之名始于这一时期。
姚桥之名的来历，姚氏家族有两说。一是孝廉桥为一石拱桥，曾被大水冲毁，姚氏后人中的一富户，重新修建了该桥，孝廉桥便改称为姚桥。另一说是，孝廉桥主要居住着姚氏家族，清末民初被改称姚桥。
家谱不仅能讲述一个地名的来历，也能讲述一个本土文化剧种的来源。
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波及雅安后，湖北对口支援汉源灾后重建工作。汉源人张必福称此“不是巧合就是天意。”
“汉源人的根就在湖北。”张必福说，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朝廷降旨派七姓（张、黄、李、赖、巨、包、姜）将军率兵到川平定南方。1384年，又奉旨调驻古黎州（今汉源），把守黑岩关，镇守龙潭口（今大渡河北岸），七姓子弟兵分布驻守整个汉源。战乱平息后，七姓将军便在汉源落地生根，繁衍子孙。
张必福说，七姓子弟兵在古黎州生存发展以后，湖北文化与大渡河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别具特色。如已列为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汉源花灯”，就是七姓将军到汉源以后，将湖北花灯与四川的川戏兼容并蓄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地方文艺形式。
沿着家谱记载的脉络，向上追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雅安人，还有让人耳熟能详的先祖。
雅安孔坪的孔氏家族，极有可能是孔子的后人。孔氏家谱上有这样的记载：“宗支氏谱”“山东族弟兄孔宪须敬送号樸园文生”“雅安孔氏年谱由吕官户分支迁蜀”“五十七代始祖名志琰号言纶”。
“更重要的是，这本家谱的封面印有山东孔庙的印章和当时衍圣公的名号。”孔氏家族后人邓凌蠲说，“孔氏家谱的传承很严格，不是孔子的后人一般都不给谱；每一支谱修订后必须送到山东，这也是孔氏定的规矩。”而雨城孔氏家谱的字辈与山东总谱的字辈相吻合。
荥经陶氏家族则是陶渊明后人的一支。《荥经陶氏族谱》的第一页，一位祖先神情安详，跃然纸上。此公乃是东晋时人，姓陶名潜。今天，世人早已习惯称他为陶渊明。
据家谱记载，陶渊明之后，家族的第三十二代传人陶季伦出任类似治安官一类的官职。明朝成化元年，陶季伦奉命押送一批囚犯到冕宁县，并准备在那里接任宁番卫的职务。儿子陶立可和他一同前往。雅安，陶季伦去世。由于路途遥远，陷于困顿的陶立可只好将父亲安葬于雅州桐子林。见雅州物华天宝，陶立可决定留在雅安。两年后，他带着家眷迁到荥经，死后就葬于县城郊外朱砂溪。而他的家族，从此扎根荥经世代繁衍，直至今日。
而家谱记载的家族迁徙过程，也让相隔千里的两地为何方言相似找到了依据。
天全人说话“尖团”不分，“t、d/q、j”混用的情况十分明显。与之相似的是，湖南的湘方言中，大部分地方也是“尖团不分”，比如将“电信局（dianxinju）”说成“见信朱（jianxinzhu）”。而从雅安家谱中多“湖广填四川”，便能找到答案。
累积
家谱构成中国史
一本小小的家谱，承载着如此多的文化密码。自然成为文化部门研究本土文化的至爱。
“对于研究某地本土文化，家谱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作用。”天全县文化体育局局长刘乾能说，“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个人认为，家谱不仅记录一个家族的历史渊源，而且还可以反映某一家族的人口繁衍生息、迁移等。同时，它还记载着家训、族训，也就是说记录了这一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年形成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应该说，家谱记录的，其实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内容，还有建筑、人文、环境、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也是一个民族变迁的真实缩影，更是研究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雅安市文管所所长李炳中曾就家谱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对于雅安人续谱的热情，李炳中称之为“精神考古的一餐非常盛宴”。在采访中，他说，我们可以通过对家谱的深入研究，从而了解一个家族和过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家谱可以记载一家一族的渊源和发展、兴旺与衰落，也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而这，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社会文化发展力量。
不能忽视的是，家谱中记载一些“错误”信息。
在雨城区晏场的徐氏家谱中，将徐姓的渊源归到了远古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名下。《徐氏宗谱序》中说，“……徐氏之先，出自颛顼（音：专须）之后严姓。伯益之先，受封于徐子孙，因以为氏。则自三代以来，其为名世也远矣。”
对于这样的谱系记载，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这倒不一定有确切的根据。他说，古代人们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有一种试图问祖寻根的“不解情结”，因而他们把自己的谱系归结到某一广为人知的出处。而家谱的记载，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拔高”“美化”。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家族宗谱的记录已经不能和时代合拍。比如家谱中常有《节义谱》，就是讲女性的三从四德。”他建议，如果重新修订姚氏家族宗谱的话，当选取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
“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他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姓氏，每一个姓氏的溯源，累积起来，同样也是一部中国史。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正史、方志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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