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只有男性才可以传承姓氏，因此新生儿取名基本都会随父亲姓氏，这种姓氏文化已传承几千年。而近日，长丰县试点“姓氏革命”：“子随母姓”发千元奖金，据报道，该县已有近3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了新生子女随母姓。“子随母姓”新政引发社会争议，当地政府此举是否合理，“姓氏革命”是否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平衡我国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例，就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了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教授。
父姓传统背后的“重男轻女”思想日趋淡化
从姓的内涵及其表征意义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姓名只是一种符号标识，用以区分不同的人，如张三、李四、王五等。当然，姓名中的“姓”具有比“名”更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来看，姓是一种家族血缘关系的传承符号，一般具有家族血缘关系的人，通常都应该是同姓。孩子是父母双方结合的共同产物，与父亲、母亲都有家族血缘关系。从这一点来说，孩子随父姓或随母姓应该都可以，我国婚姻法的上述规定也是合理的。
过去，受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一些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男性才可以传承姓氏，延续香火，而生女儿则是“绝后”，新生儿出生后取名字大多都会随父亲的姓。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民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姓”以往所体现的“重男轻女”的涵义正在淡化。人们对“姓”取向的选择也日趋多样化，有些家庭也愿意选择让孩子随母姓，甚至还有写家庭选择用父母双姓作为孩子的姓，这些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更多是基于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重男轻女没有多大关系。
政府奖励“子随母姓”家庭不是进步而是干涉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也强调孩子随父亲姓，并且这一规矩已约定俗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适当提倡“子随母姓”是有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姓氏的决定权在自己手上，政府无权来推动改革，这有悖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姓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在美国，男女婚后女方姓氏不少都改从男姓，日本也是这样，我国的香港也是如此，他们这样改都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传统习俗，这与重男轻女关系不大。
我反对政府对“子随母姓”的家庭进行奖励，它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变相干涉。在今天这样比较发达文明的社会，要相信人们已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和决定自己子女的姓，政府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加以过多的干涉。有些地方政府实行对“子随母姓”的家庭进行奖励，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不务正业。要问一下他们政府的主要职能、职责是什么？他们这样的决定通过公众听证会征求意见了没有？辖区居民是否还有其他更多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行为更需要给予奖励或激励？
“姓氏革命”无法解决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
“姓氏革命”不见得有利于平衡我国目前失衡的男女性别比。姓只是一种家族血缘关系的传承符号，从理论上讲，孩子随父姓或母姓都是合理的。而男女性别不平等则是一种现实存在，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观念，更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需求。如我国农村地区的一些重体力农活，需要男性劳动力干，因此农民就更希望生男孩，相较而言，城市中就不那么重男轻女。也就是说，性别平等问题是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性问题，是影响姓氏选择的重要原因，而姓氏选择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意义，是受性别平等影响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试图用“姓氏革命”这种只具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东西，来改变“性别不平等”这种客观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不可能的，何况这种以“果”改变“因”的做法本身就本末倒置、不合逻辑。
近些年来，我国的确存在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虽然性别比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内涵，但它也是受性别不平等等文化传统观念影响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即在这一点上，性别比失衡与姓氏选择是一样的，都是受性别不平等文化传统观念这一根本原因影响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要通过“姓氏革命”推动“性别平等”以平衡男女比例，意思就是不去改变造成两种结果的同一原因，而试图用受一种原因影响下的结果，去影响和改变受同一原因影响下的另一种结果，这可能吗？不可能，即使这两种受同一原因影响造成的结果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造成我国近年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平等”，但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那时即使存重男轻女现象比近年更严重，也没有出现今天这样明显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到目前发展阶段，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性别比严重失衡不无关联。好在现在“单独二胎”放开了，过去“一胎化”限制生育数量，所以有些家庭不得不在生育性别之间做一个选择。现在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将会大大缓解我国所面临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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