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更是一个充满朴素哲学思想基础的国度，做什么事都讲究阴阳平衡和金木水火土五大基本物质元素的协调。因此，我们编纂姓氏史也存在阴阳协调问题，也即对史实“虚”与“实”的态度与运用问题。我们都希望把族史编得十分真实，甚至达到一丝不苟的地步，但有许多历史是很难还原再现的，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的所谓史料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一味地求实求真，以免造成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了避免越觉得自己是在“求真务实”时，却实际上就越是在离题造假的的情况，我们在编史时就不能脑子“一根筋”，认死理，要学会“务虚”与“务实”并举，综合考虑。
一、对远古史以虚论
按一般历史时代划分，三皇五帝时代称远古时代；夏、西、周时期称上古时代；秦、汉至清末称中古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称近代。史书上，一般习惯将三皇五帝时代称为“传说时代”，“传说时期”，说明记载并不是很实在的，仅仅是口头“传说”而已。事实上，在远古时期，尚没有文字，对当时的人物与事件，也只能是“传说”。从今天严谨的角度看，许多这类历史传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传说伏羲与女娲创造了人类，可根据现代人整理的《三皇五帝年表》看，伏羲氏生于约公元前7724年，在位118年，女娲氏生于约公元前7000年，在位130年，二人岁数相差720年，可能是夫妻吗？又比如：史书上说少典生炎帝与黄帝，根据年表，炎帝神农氏生活于公元前3216—3077年， 在位120年；黄帝生活在公元前2697—2597年，
在位101年。二人年龄相差519年，可能是兄弟吗？炎、黄有可能联手与蚩尤逐鹿中原吗？而生于公元前2370 —2338年之间的蚩尤氏会与生于846年前的炎帝、与生于327前的黄帝打仗吗？除非进入了时间隧道！所以国家公布的《中国历代纪元表》把五帝时间段用了一个“约”字，即约前20世纪初—前21世纪初，只敢讲一个大致的时间，不敢说死了，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但我们有些族谱上，把远古、上古时代的先祖记载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实在让人难以理喻与相信。这样的谱牒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对“炎黄”不能看得太实
在大部分姓氏的谱牒上，多数垂线图从炎、黄往下吊，说是炎帝世系或黄帝世系。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其间的那些先人名讳也多是杜撰的。
实际上，世界上有没有炎帝、黄帝这些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关于这一点，不但今人无底，古人也无底。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古人是怎么认定的。
对于“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春秋纬》提出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尚书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则又主张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而《运斗枢》、《元命苞》等纬书，除了认同伏羲、神农外，补上了创造人类的女娲。《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顺手拈来就找出了六种不同的说法。
至于“五帝”，说法也各异。《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五帝德》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礼记·月令》以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尚书序》、《帝王世纪》则视少吴（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尚书》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东汉王逸注《楚辞·惜诵》中的“五帝”为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而唐贾公彦疏《周礼·天官》“祀五帝”，为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先纪。也分别有六种不同的说法。由此看来，文字产生后的古人，对几千年前的口头传说故事，也听到了不同的的版本，所以才有不同的记录。口头传说必竟有其随意性，不可能如文字记载那样定格，以致有不同的版本也是很正常的。从这些口头传说的不确定性与多样性，也同时说明了这些口头传说的误差性与不可靠性。
其实“三皇五帝”都是远古、上古时期象征性的人物，是想象中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三皇所指诸人，是中国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如燧人、有巢、伏羲等，分别代表蒙昧时期的中高阶段；神农代表野蛮时代的阶段；女娲则是更早的创世纪式的神人，在神话中又和伏羲结合创造人类。五帝所指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所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长人物。这些没有确切的年代，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明，没有文物古迹证明，来源于人们的口头相传历史，对人物的刻画与能耐往往有夸大之说。如黄帝命人制指南车（战国时期才发明司南），命仓颉造字（字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神农尝百草，教人种五谷，事实上，早在六七千年前，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半坡人和河姆渡人就知道种粟和水稻了。又如黄帝战蚩尤这件事，古书说的简直就是神仙在战斗，这哪里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活动啊，比现在的高科技时代要先进多了。实际上有这种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我们对远古、上古时期的事不要太认真，不要看得太实，看得太死。对古书的记载也不要太当回事了，否则，我们就会钻进历史的死胡同，永远出不来。比如，我们现在看来，炎帝、黄帝等“三皇五帝”，可能仅仅是后人追忆那段历史时所编写的记号而已。可能是某个历史节点的记号（如人们在实践中仿照鸟巢建房子，就设想一个发明人叫“有巢氏”，原始人会钻木取火了，就形象地叫“燧人氏”），也可能是某个部落组织的记号，亦可能是某个部落首领（酋长）的代号。即用今天的的话说，可能是法人单位（如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之类），也可能是法人代表头衔的名称（如上海市市长、湖南省省长、某某公司董事长之类）。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之类的自然人名字的可能性很少。因为“炎帝”既不姓“炎”，名字也不叫“帝”；“黄帝”也既不姓“黄”，名字更不叫“帝”，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帝位头衔（真正的“帝”要到秦始皇时期才有，秦始皇是千古第一帝）。“炎帝”、“黄帝”如果是职位头衔，则有多少代这个职位的接班人，就有多少个“炎帝”与“黄帝”。因此，我们硬是要说是炎帝后裔、黄帝后裔的意义并不大。这是其一。其二，当时并不止炎帝与黄帝部落，还有其他部落，如蚩尤部落、东夷部落等，我们为什么一定只是炎黄子孙？况且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都是属于部落联盟，部落人员会有很多的，起码也有成千上万吧？其他部落人员就没有后代了？他们为本部落的生存，跟随炎、黄东征西讨，也是勇士呀！为什么单单只有占部落总人口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炎帝、黄帝有后代？百分之九十九的部落人员没能生下一男半女？为什么我们一定都要归属到炎、黄名下呢？要知道，这样的归属完全是不靠谱的啊！如果我们说，是炎帝部落后裔，或者是黄帝部落后裔，加上了“部落”二字，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否则，无道理可言。我们通常说的炎黄是人文始祖，而不是血脉始祖，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为了对传说时代那段历史表述的方便，才借用这些传说人物的名字，并不等于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古人与今人在谱牒上、在一定的节点（拐点）地方杜撰一个先祖名字，也许是计算辈分，统一班次的需要。有如我们今天在地理测量中以“海拔”为参照物，计算出某个地点的高度一样，这个杜撰的人物只是一个如同海拔一样的参照物而已。所以我们在编写姓氏史时，对这段传说史应务虚，对“参照物”也要客观面对，不要认为你族谱上有“记载”的，就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就不予甄别地写入姓氏史，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三、不能忘了蚩尤
蚩尤是远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也可能是部落名称。蚩尤部落是当时一个大部落联盟，传说有兄弟八十一人，实际上可能是八十一个部落之意。这个部落不但人丁兴旺，而且骁勇善战，势力强大。涿鹿之战后，蚩尤战死，东夷、九黎等部族大大部分融入了炎黄部族，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最早主体。但还有少数部落人员未融入炎黄集团，形成了今天所说的部分少数民族。这就有了二个历史问题：第一，由八十一个部落组成的蚩尤部落联盟，其部落人员不会比炎黄部落少，当蚩尤部落融入炎黄部落后，新组成的炎黄部落集团中，有着蚩尤部落血统的人不在少数，可能占多数了，可是他们的后裔，也称是“炎黄子孙”，这样合适吗？第二，未融入炎黄集团的蚩尤部落残部，他们后来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有些还有了汉姓，他们与汉族相同的姓氏，现在如何整合？他们是不是汉族姓氏的一份子？
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历史，在疏理、编写族史时，千万不要忘了蚩尤或蚩尤部落这些先民，不要忘记将“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一说法改为“中华民族是炎黄蚩子孙”，把“二大人文始祖”改为“三大人文始祖”。在疏理世系时，把本族归依到战神蚩尤门下，并不辱没门庭。
四、对姓氏血统要务虚
许多人认为，凡一个姓氏，都是一个源头，都是一父之脉，并且千古百年来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变化的。其实不然，根据我们的研究，大部分姓氏，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姓氏，都是多源的，复合型的。一源论就是纯血统论，在繁衍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纷纭复杂，一个姓氏能纯血统地延续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姓氏，只有多源头，它才人口基数多，才能在残酷的人为灾难和恶劣的自然灾害中生存、繁衍下来；只有当融入了外来基因，这个氏族才兴旺发达，“唯有源头活水来”，这是生物学的常理。
五、不要拘泥于谱牒
许多修谱的人都视家谱为圣物，哪怕上面明明错了也不肯改。这种情结可以理解，谱牒是先辈传下来的，见谱如见先人。但是，由于修谱时的条件所限，致使错漏较多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当财力、物力不济时就草草收场，没有仔细校对；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时闭门造车；修谱人的文化不够、谱牒知识贫乏时误编误造；上届修谱错误时下届修谱以讹传讹；为了抬高门阀时攀高附贵、乱接源头，等等，致使谱牒质量不高，可信度较低。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我说：尽信谱，不如无谱。有些谱不靠谱，很离谱。例如：有的谱牒世系，从炎帝开始到现在，“清清楚楚”地垂线下来，可能吗？试想：国家动用了那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花了多少经费、多少时间，都没有把远古、上古史搞清楚，没有把三皇五帝弄明白，我们的先人凭当时的条件和一姓之力，能搞出个子丑寅卯来吗？就能把炎帝、黄帝以下祖宗的名讳、生卒时间搞清楚吗？所以我们编姓氏史，不要拘泥于谱牒，要跳出谱牒的桎梏，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遗传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音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谱牒学的不同领域求证，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写出姓氏史。
结 论
应该朦胧的地方太写清晰了，应该一笔带过的地方着墨太多了，只该笼统的地方太写细细了，有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写得确有其事了，有争议的地方写得太肯定了，应该平铺直叙的的地方修饰得太多了，这些既是编写历史的大忌，也是编写姓氏史、家族史的大忌。该弃的不弃，该略的不略，该抑的不抑，该搁置的不搁置，这些看似“言之有物”，很“实”的东西，其实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与其这样留下“硬伤”，不如“虚”起来，为后人编写、研究、考证留有余地，则善莫大焉。
比如，对远古史、上古史部分应当显得“虚”一点，太“实”了就明显不真实了。对中古史部分要虚实结合，即能实的尽量实，不能实的也不要强求，特别是对世系脉络不清晰、有疑点的地方更不能编造或拉郎配。对现代与当代部分，则应当实，而且必须实，不可造次。又如，对文化现象、人物轶事等，可以务虚一点，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一定要实，不能捏造。
此外，在姓氏史的编写上，要用第三人称撰写，中性行文，不带感情色彩，褒贬适度，少用或不用修饰、夸张手法，使姓氏史更具有公信力。
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史官记录的；姓氏史是族人写的，是修谱者编就的。创造历史的人与记录、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贵“存在过、创造过”，后者贵“如实记录，秉笔直书”，忠实于史实
。
历史的天空是由国史、方志、谱牒这三根支柱支撑的，但愿作为撑起历史这片天空的家族史，在三足鼎立中不跛脚！
（根据本人在2013年4月28日深圳南澳《中华姓氏简史》主编会议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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