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家谱关系密切,“史为一国之史,谱为一家之史”的论述在明清学人的论著中随处可见。明人邵宝说:“是故家必有谱, 谱必如志, 志之法无他信而已矣, 志必有史, 史之法无他亦信而已矣......谱而不如志, 史犹无谱也”。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也说: “传状志述, 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 一家之史也; 部府县志, 一国之史也; 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可以说, 史学与家谱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与探讨的论题之一。本文将从历史意识之传承思想、借鉴思想与历史编撰理论诸方面分析、探讨史学如何指导和影响明清徽州家谱这一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 史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瞿林东认为,“历史意识包含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这种认识和理解与今天的关系”。可以说, 任何一种家谱都是带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去编修的, 家谱总是致力于去回答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何以会是今天这种情况,它是在努力寻求历史、今天和未来之间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就是史学特有的历史意识。在明清徽州家谱中, 历史意识突出地表现为 “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和“大有功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
1、“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
明永乐七年(1409),赵文在所作的《环溪朱氏谱序》中说: “甚矣, 谱之不可不作也, 谱不作则支派无自而明,孝敬无自而崇, 族无自而睦,谱其可以无作乎? 古之君子所以甚重也, 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 以贻将来, 良可尚也”, 明确了家谱具有联系先世与将来的传承意识, 这与司马迁“述往事, 思来者”的历史意识是有共通之处的。明清徽州家谱主要通过记载祖先世系来体现家族历史的传承性, 故“稽先世”是明清徽州家谱的主要任务之一。明清徽州家谱中强调“稽先世”的历史传承思想, 十分丰富。
明嘉靖年间, 李乔说:“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千古之治迹不昭,家无谱则一宗彝伦攸散。问其源则不明也, 问其派则莫别也, 虽有追远之诚无由以俟, 虽有睦族之志无由以遂,此谱之作所当切也。然国史易运而不编则纪阙而事疑, 家谱再世而不修则遗略而冒乱, 修谱之举不尤所当切乎。”(万历时, 舒孔昭也有这样的论述: “家之谱牒犹国之史书, 国无史书则帝王历数莫考, 家无谱牒则宗族源流莫辨,即爱敬之心无由而生,然则族谱可轻乎哉。”这方面的论述, 在崇祯年间的《临溪吴氏族谱序》中同样可以看到。该序作者吴氏89世裔孙吴文班说:“家之有谱, 犹国之有史也, 史纪世代兴亡承祚继统褒贬抑扬以昭来世, 谱系姓氏源流序次昭穆聚宗收族以贻后昆。史非玉堂硕彦弗克纂修, 谱非博学隆望不能编辑。故国史则推班马,家史则称欧苏, 应斯任者必待其人。”清代徽州学者徐成祺也说:“国有史,然后是非明, 得失定; 家有谱, 然后世系序,昭穆分, 此君亲大伦忠孝一理, 罔敢慢也。”上述论者虽生活在明清不同的时代, 但他们论家谱都有共同点, 即将国史与家谱并列论述, 将国史之 “昭来世”与家谱之“贻后昆”共同讨论, 很好地体现了史学传承思想对家谱的影响。
综观明清徽州家谱, 蕴含其中的 以“稽先世, 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始终存在, 成为激励和指导家谱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2、“大有关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
明清徽州家谱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借鉴思想, 许多家谱都自觉地对家族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 并努力探询家族发展的历史原因。
明万历三年( 1575),吕仕龙在吕氏族谱序中说:“世之言者皆谓家不可以无谱,而郡岂可以无志,国不可以无史也。盖有史则统纪不紊,君臣有所鉴。郡有志则文献不泯而民俗有可风, 家有谱则昭穆不乱而子孙有所劝。是故谱也者, 所以彰德纪事, 垂裕后昆, 大有关于家教者。”作者对国史、郡志、家谱三者的功能有了明确的认识与划分, 从中可窥明代徽州家谱理论发展之一斑。而其认为家谱“大有功于家教者”, 是从家谱能够“彰德纪事,垂裕后昆”的鉴戒功能来说的, 实际上是对家谱历史借鉴思想的一种理论总结。在明清徽州学者中,许多人都将这种历史借鉴思想运用于家谱实践之中。
休宁人程敏政在家谱中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刻总结。程氏家族无疑是徽州地区的名家大族, 对其家族的历史,程敏政作了总结, 他认为:“汉晋隋唐以门第用人,有古封建遗法, 而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以南稍经变故,则程氏必有保障之功......呜呼, 是(修统宗谱)岂徒以阀阅之盛骄四方,夸后代而已, 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大忠以保姓于其间, 有大惠烈于乡邦,以著姓于今日故”, 可以说,程敏政对程氏家族的历史已经有了总结,那就是“大功”、“大忠”和“大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宗族的繁盛必有许多著名人物,但也有一些普通人物,很显然, 宗族发展的历史一定还有可以普遍
适用的一些规则。程敏政通过考察本族的历史, 得出程氏家族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 “学固程氏家法也”。他说:“本宗谱始唐祭酒府君, 续于宋太师文简公,而伊川先生继之,元见山处士又继之, 先尚书襄毅公亦尝属意而未成也,顾其所以训子孙、崇孝义而敦敬睦者, 序引炳然至详备矣,小子何敢赘焉。然小子之所愿于族人者一言, 曰学而已, 夫学大之为贞臣、为硕儒, 小之为上农、为良贾,无所往而弗宜。不学则反是, 可惧也。矧我先世获生遇宣圣倾盖于途者一人, 没传宣圣之绝学侑食于庭者两人, 学固程氏家法也。可弗勉乎, 勉之则可以承先泽迪后昆而有光于斯谱, 谱不徒作矣。”程敏政作为一个精于史学的学者,他的历史借鉴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他认为“学故程氏家法”, 是可以“承先泽, 迪后昆”的一种精神, 是一种程氏家族应该遵守的历史经验。
徽州地区作为文献之邦, 人们的这种历史借鉴意识比较显著, 在明清家谱中也表现得较明显。家谱要实现其“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功能, 非历史借鉴无从谈起。家谱正是作为一种载体将家族的历史承载下来, 为家族提供着历史借鉴的各种元素,从而使家族在浓厚的历史意识中不断地更新成长,得以生存下去。如果说, 国史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 郡志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意识, 那么,家谱则体现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使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历史丰富多彩, 又具有清晰的延续性。“明世系”以“尊祖、敬宗、收族”虽是徽州家谱发展的一种动力, 但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 贯穿在家谱发展中的历史意识是其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原动力, 也是促进家谱表现形式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从表现一个家族的世系角度而言,宋以前的血脉图、世系图就可以实现这方面的目的, 但家谱在发展中不断加入了家传、行状、墓志等具有史学特征的新内容, 无疑说明了历史意识对家谱表现形式的影响, 同时历史意识也指导着家谱的发展。家谱的历史借鉴思想, 与史学相比不同之处即史学是善恶必书, 但家谱只书善而不书恶。在徽州家谱中一般都坚持“谱者史例也, 谱为一家之史, 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者, 为亲讳也”, 这种观点反映了史学与家谱之间的区别。
二
家谱与史学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历史意识始终影响着家谱,也表现在史学的一些编撰理论对家谱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人王世贞在《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序》中说:“自太史公之为史记而别叙传于其后, 欲以明其所以作史之意, 而推本其世系尤详显贤者。班氏之史亦因之, 自是若晔若约之类, 虽或文有详约,辞有工拙, 要之惟二史之步趣。太史公之传其父谈也,班氏之传其父彪也, 二史之所从草也, 若周之衰春秋战国而名世家, 汉之初两姓诸侯王而名表者, 则本始派系皆彬彬可考, 谱由是昉矣。”直言《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班彪传》及史表对家谱的影响。崇祯时, 徽人吴士鹏则说得更直接:“昔龙门氏之业开于谈, 而成于迁固, 后世家谱之宗也。”清楚地表明了史学对家谱的影响。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史表对徽州家谱编写形式的影响
史表作为一种史学表现形式, 司马迁是有开创之功的。他将纷繁复杂的三代历史、春秋及战国时期的历史以史表的形式表现出来。史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记录了时间,二是有一定的历史记载。史表与司马迁所见到的“谱牒独记世谥”相比无疑要完善多了。但这种以年表记载历史的形式,在后来的史学发展中并没被很好地继承和提倡,直至欧阳修编写《宰相世系表》才被又一次使用。欧阳修的贡献是在没有裂土分封情况下, 将史表运用于位列宰相的士大夫们身上, 这是一种适应历史变化的创造,而这一形式符合了家谱表现家族世系这一需要,因此被家谱编修普遍采用。
休宁人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时便受到史表的影响。他在该谱凡例中说:“旧谱六世为图, 失小宗之义;小传各系本支图后, 失统宗之义。今图五世, 准欧谱例下注事实,准史记年表、唐书世系表例,旁注世次,明传代也。”作为一名以史学家自称的学者,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家谱观受到了《史记》、《新唐书》中史表的影响。从程敏政的言论中还反映出了一种现象, 就是直到明代成化年间之前, 欧阳修的谱例还不是被人们自觉遵守的,因此, 对欧谱的影响还需作进一步细致的考察。明崇祯时,吴道宗说:“顾家谱非世学未易言也, 刘子玄所称以家史名者曰: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而已。近谱则莫于欧苏二氏良, 欧以世经人纬法史氏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这是具有总结性的观点。他也是徽州学者较早使用“家谱”这一概念的人, 其指出欧谱“法史氏之年表”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苏谱是“如礼家之宗图”,则有不妥之处, 事实上苏谱“法史氏之年表”也是十分明显的。
清乾隆年间,张元泮说:“尝闻宗谱之修与支谱之作
异,盖支谱聚而宗谱散, 散则繁,聚则简, 简而能聚则清浊易辨,繁而散则真赝难明, 故支谱之成有功无过, 而宗谱则功过参焉。仿龙门世表, 经之纬之, 明昭穆以别尊卑,使数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云礽了如指掌, 厥功伟矣。”这里, 张元泮通过比较支谱与宗谱之间的区别得出宗谱难修的原因, 但他又指出, 由于“仿龙门世表”, 最终达到了“明昭穆”的目的, 因此,他由衷地感叹到 厥功伟矣!,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司马迁史表的认同与欣赏。同时代的庆源詹氏宗谱也提到了对史表的借鉴。在凡例中, 谱者指出:“图五世法欧谱, 例下注实事, 法史记年表、唐书世系表。”也表明该族谱受到了史表的影响。
总之,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史表对徽州家谱影响是明显的。这一点从后来龚自珍的论述也可以进一步证明, 他说:“ 由是胪而为家谱则史表之遗也, 广而为家乘则史传之遗也, 二术立, 谱乘举矣。”龚自珍作为著名的史学家与思想家,对家谱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 他将家谱与家乘两者进行了区分,但明确指明两者都受史学之影响, 实际上他说的“家谱”指的是家谱中的世系,“家乘”指的是家谱的家传,都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信史原则对徽州家谱编写的影响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史学家们所追求的重要原则, 同时也是家谱所追求的准则。由于家族谱系大多代远失修, 因此坚持信史原则十分必要。明嘉靖年间《庆源詹氏宗谱序》指出:“谱犹史也, 史主记善恶, 垂鉴戒,疑传疑焉, 信传信焉, 谱亦如是。苏之谱六世而上无传焉, 君子不以为略, 欧谱自询至琮三百年为七世, 琮至郴乃七十八年十三世, 其详也, 不能无憾焉。”不难看出, 该序的作者认为,在 疑传疑, 信传信!方面国史与家谱是相通的,家谱要自觉遵守这一原则, 否则即使像欧阳修这样的家谱名家也会做出令人遗憾的事。上文所说的吕仕龙对信史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谱以信, 疑以疑,不敢执,口口酌其当否,可则从, 不可则止, 凡书载时事(有缺文), 仿诸国与府之郡志......亦足以为百代不刊之典明征矣, 否则执笔者虚誉之诮。”这是将“信史”思想与家谱能否成为“百代不刊之典”联系起来看的,说明只有信史才能流传下去。同时,吕仕龙还将“信史”与执笔者的追求相联系, 若不以“信史”为指导原则,那撰修者只不过是追求“虚誉”而已。在徽州学者中, 对“信史”思想论述较系统的是歙县人汪道昆。他说:“古者国有国史, 家亦宜然。谱者, 史之流也。”既然族谱为史之流, 因此就要遵循信史的要求。故他针对溪南江氏族谱中, “江故萧氏, 著于汉, 显于梁, 其在遗策可考已。乃今由唐以上不籍, 本始之谓何”的疑问时, 回答说:“仲尼诵法先王, 三坟五典具在。删书则自尧舜始, 其斯信而有征乎！江氏由唐以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传信之务, 则始终于唐, 盖其慎也。”
+汪道昆认为,家谱编修应学习孔子编写《尚书》的法则,做到“信而有征”,这一点上, 他认为溪南江氏修谱中坚持得很好,因为萧氏虽然是江氏之“本始”, 但“江氏由唐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传信之务, 则始于唐, 盖其慎也”是完全值得称道的, 也就是说, 追求“本始”与“作者唯传信之务”之间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说, 当追求“本始”与“传信”之间相矛盾时应以“传信”为要务。对于孔子的“传疑传信”思想, 汪道昆还多次提到, 他还说:“昔楚平祖高阳, 汉司马迁祖颛顼。两人并以作者显,学士至今称之。乃若四代之禘郊祖宗, 皆是物也。作者莫盛于孔子, 其所删述, 莫严于《尚书》、《春秋》。顾《尚书》始于帝尧,《春秋》始于鲁隐。夫岂未逮坟典, 而谓周公之德衰邪! 与其远取以稽疑, 无宁近取以传信。此明圣之所为务, 后之良史与稽焉。”再次表明, 他认为“良史”应该是“近取以传信”, 而不是“远取以稽疑”。汪道昆在其文章中还多次提到“信史”原则, 在此不一一枚举。
在具体的修谱过程中, 编修者们也能自觉坚持 信史!原则。修于清嘉庆年间的《南屏叶氏族谱》说:“族谱首重纪实,不敢传疑, 我族始于元明间, 伯禧公自祁门县石马山迁黟县五都南屏村,为我族始祖, 由伯禧公而上虽源流可考而谱牒未能遍查确实,恐蹈诬妄之诮,故兹谱由迁南屏而上但载明历代祖名以原所自出, 其他远祖旁派概不载入,盖综核难精, 不敢附会以自诬云耳。”描述了南屏叶氏在修谱过程中是如何坚持“信史”原则的。
从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清徽州学者在论谱、修谱时始终是将“信史”原则作为一种追求,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并作为指导修谱的原则。今天, 我们之所以对徽州家谱有着浓厚的兴趣, 显然与徽州家谱能够提供许多徽州地区的信息有关, 而这一切的基础应该与家谱中的“信史”观念有关。
三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 他们的影响在明清徽州家谱中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 如“史才”观的影响、史论的影响,等等。
清康熙四十二年( 1703),徽州张氏裔孙张璘说:“或曰,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必有史才史学如龙门者, 始胜其任, 子何居之不疑? 余曰,国史载治乱兴亡之故, 以为后世戒, 故必上下数百年,国家之典故,政事之得失, 用人之邪正, 治乱之关键,罗列胸中而后可当作史之任。谱以叙一族之世次, 不过明白可考, 使无紊乱而已,稍能文者皆可为之。况古今称史莫踰龙门,以后代不绝史, 若必待龙门之才而后可作史,则西汉以来当绝无史矣, 将千百年之政事人物何所纪述乎?”从张璘的话中可以看出, 他对别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 希望世人能够理解像司马迁那样的“史才”是不可能人人都达到的, 但作为史学家依然有责任将历史编写下去, 同样也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编修家谱的用心。这段话的重点是张璘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希望族人能够理解他从事修谱活动的行为。但从“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必有史才史学如龙门者, 始胜其任”的叙述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人们的观念中, 始终将“史才”作为编修家谱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中可以看出, 从刘知几提出“史才”观后,“史才”就成为史学的重要理论, 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史学编修之中, 也影响到家谱的编写。
另外, 明人江传善在《绩溪北门张氏谱序》中说:“历代帝王之有谱系, 所以传相承之次也。其善恶之谥昭然载诸经史, 永为万世鉴戒,其来有自也。是故士大夫家亦必编缵谱系, 以明祖宗之所从出, 而兴木本水源之念。录夫一姓长幼善恶而有劝惩之意,乃世教之一助, 是则世家大族谱系之作岂偶然哉。虽然谱者布列以见事之称, 而有功于教也。则秉笔者当效作史之法,俾为人后者皆思所以光前振后,贵礼义廉耻, 尚孝悌忠信。”该序中, 作者一方面指出了家谱与历代经史之间的目的是一致的,并且社会功能也是相同的,另一方面, 作者则明确指出修谱的“秉笔者当效作史之法”。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作史之法是编修家谱的重要指导依据, 也再次表明史学与家谱之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还可以看到,许多从事国史编写的史学家都加入到家谱的编修之中。如前文论及的程敏政就是典型的一个。又如,清雍正二年( 1724)翰林院庶吉士程恂说:“余幸释褐备员史馆, 镜山时正家居修谱,因辑诸忠孝节烈传志,乃寓书于余曰, 吾族之节妇某,君知也, 盍一言传之俾登诸家乘。余思此正史氏事也,爰作是传。”程恂的态度十分清楚, 他认为一名史学家从事家谱编修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篇人物传中, 程恂还以太史氏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史论, 他说:“太氏史曰: 夫妇人以甫踰及笄之韶龄,当新婚未久而丧所天, 无产可依,无子可恃,苟稍一踌躇顾虑于其中,则此日之节良有难于确乎”, 虽然该史论没有多少新意, 但从形式上却可以说明史学与家谱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总之,在明清徽州家谱发展的过程中, 历史意识、史学编修理论及一些史学观念始终对其产生着影响, 这是明清徽州家谱得以繁荣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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